施涵：环境法规势态趋严，如何实现国内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2019年5月16日，联合国工发组织生态工业园高级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博导施涵在出席“2019（首届）石家庄蓝天绿色发展论坛”时，介绍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现状，并分享了关于如何实现国内产业绿色转型的建议。
来源：工业绿色化 作者：汪茵
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国家发展的中心议程，环境保护上升到政治高度，环保督查趋严，产业淘汰加速，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压力，纷纷探索绿色转型的路径与方法。2019年5月16日，联合国工发组织生态工业园高级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博导施涵在出席“2019（首届）石家庄蓝天绿色发展论坛”时，介绍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现状，并分享了关于如何实现国内产业绿色转型的建议。
施涵
环保政策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日益成为困扰环境与民生的突出问题，如何减少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成为了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核心。参考国际经验，欧盟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来控制大气污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由5千多万吨、2千多万吨、4千多万吨，下降到目前的几百万吨水平；煤炭消费量由20多亿吨下降到6亿多吨；PM2.5浓度下降到20微克/立方米左右。美国也大致用了40多年时间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百万吨级水平。
比较来讲，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二氧化硫经过控制已经下降至两千万吨以内。施涵表示，目前挑战是控制数量巨大的煤炭消费量，我国在过去几年下了很大功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非化石能源，努力改变煤炭消耗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我国近年来煤炭消费量水平基本保持在26亿吨以上，占能源消费结构60%左右。这相当于欧盟在四五十年前开始能源转型时的水平，现在欧盟煤炭年消费量已经降到6亿吨左右。
参照我国近十年来每5年规划期削减8-10%的减排速度，要想达到欧盟与美国相当的排放水平，即实现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削减50%以上，大致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从国家整体角度而言，要想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小康社会所需的环境质量，还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认识。
施涵认为，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未来发展趋势，要求处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焦点的污染密集型企业认真思考和把握下列四点：
1、环境标准趋严的发展势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还会继续，而且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深入还会推动行业最低能效和碳排放上限等新标准的出台。
2、随着污染末端治理这类单纯技术措施的实施，未来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将更多来自于生产过程的源头预防和产品结构升级，以及通过企业兼并重组来改善产业结构。
3、创建绿色标杆企业，争取5年到10年后企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营业执照”。
4、绿色标杆企业的建设一定要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相结合，绿色标杆企业建设将是企业向绿色智能制造发展的初步阶段，也是创建河北省企业绿色环保“领跑者”的准备阶段。
企业实施绿色转型的关键步骤
施涵认为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是个层层递进，逐步上升的过程。他将产业绿色转型路径划分为五个关键步骤：
第一步，污染末端治理与达标排放。当前，政府不断加强对企业环境达标排放的监管，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超标排放被发现的机率不断升高。企业一旦被发现违规排放，政府的处罚力度不断加大，由此造成的经济和信誉损失不容小视。长期以来，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偿还环境保护的历史欠账，近年来环保标准变化提升非常频繁。许多企业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因为政策标准的不确定性，企业环保设施的投资建设十分被动，难以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当跟着国家环保标准走还是选择适当超前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国家制定普遍的最低环保标准，地方环境标准往往高于国家标准，而企业环境标准又高于地方标准。未来我国如何在国家、地方与企业之间建立起科学有效环境标准体系，还需要作符合自身国情的探索。”施涵谈到。
第二步，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在这一阶段需要在企业内部减少跑冒滴漏，节能降耗，开展废物循环再利用，生产全过程控制环境因素，淘汰有毒有害材料。在企业之间开展产业共生，把一家企业的废物转化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并在区域层面开展闲置资源的共享利用。
第三步，环境/能源管理体系。我国不少企业开展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但企业拥有一张管理体系证书与拥有运行有效的管理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国制造型企业多数并没有实行精益生产，也没有建立基于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行动(Action)的持续改进体系。运行一套有效的环境/能源管理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减少环境违规风险，降低运营成本，改善企业形象。
第四步，绿色供应链管理。在企业上下游链条中，企业除了做好自身的污染防治，还应当利用采购影响力，向上游供应商提出环保要求，带动上游供应商主动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绿色供应链可以降低环境健康安全风险，降低产品价值链碳排放与污染排放，从全产品生命周期来淘汰有毒有害材料，减少产品生态足迹。早在2005年开始，上海通用汽车、沃尔玛等跨国企业陆续在中国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近年来，一些本土企业，比如海尔、美的也加入其中。
第五步，产品生态设计。一个产品70%左右的环境影响是在其设计阶段决定的。鉴于石家庄市的产业结构偏重，要解决工业污染问题，不能仅靠末端治理，还应在产品与工艺设计阶段就践行绿色概念，实行全生命周期污染防治，则事倍功半。
区域产业绿色转型路径
与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不同的是，区域产业绿色转型要历经“污染末端治理——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与产业共生——原有行业兼并重组——新兴绿色创新产业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前四个阶段主要针对的是存量产业的转型，第五阶段则是关注增量产业的升级。
一般情况下，工业废气末端治理路径是从有组织排放初步治理，到有组织排放深度治理/提标改造，到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治理，再到VOCs排放治理等不断深化阶段。所以，后发地区存在着把后三个阶段更好地从传统的串行发展，向更加协同把后三个阶段并行发展模式转变。据施涵观察，目前的末端治理实践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去除同一种污染物（例如颗粒物）的边际削减成本相差很大——这意味着污染治理政策的经济效率较低；
2，对污染排放标准的提升改变过于频繁，给企业造成了环保决策的高度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自身生产经营，也增加其供应链上下游风险；
3，大规模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却面临过于紧张的设计与安装时限，导致治污企业很难拥有充分时间开展技术选择与招投标程序，过紧的施工周期也使环保技术供应商疲于应付；
4，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完成投资大、技术较先进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后，却普遍存在内部环保技术力量薄弱，环保设施运行效果有待提高，运行成本亟待降低；
5，一些生产规模小、主体工艺技术落后的企业被要求安装末端治理设备后，却无法继续运营，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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